|
服装是一种文化,中西服装文化由于发生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不同,在发展的过程中历史积淀的内容不同,因而中西服装文化之间的内涵有很大的差别。
一、单源与多源
从服装文化的源流来看,中国服装文化是一种单源性的文化,而西方服装文化则是一种多源性的文化。
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其起源时间至少在5000年前,由于中国的独特的地理环境;东部是浩瀚无际的大海,西部有帕米尔高原与喜马拉雅山的阻挡,北部是荒漠寒冷的大草原。造就了一个独立发展的文明,很少受到世界上其它古老文明的影响,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并且具有巨大的连续性,主干脉络清晰。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特征,始终贯穿着整个发展过程。
中国服装文化在此大环境下,也不例外,保持着鲜明的特色和独立性。大致在传说时代的黄帝、尧舜时期我国已经采用上衣下裳服装形制。从商代出土的玉雕人像中,我们已可清楚地看到这种上衣下裳的形式,上衣长度至膝盖,衣襟右掩相叠,称为右衽,形成交领,腰间用一根带子系缚固定。下身着围裳。中国古代将右衽的服装以及束发的装扮视作文明的象征,并将其作为古代华夏民族区别于周边其他民族的一种特征,而披发左衽则为异族服饰的特点。孔子曾感叹:“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
西方古代文化发源于地中海沿岸,古希腊文明曾受到同处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西北小亚细亚文明的影响,诸多古代文明的因子有机地碰撞、互摄、嬗变而铸成了古希腊文明,为西方文化奠定了基础。
西方服装文化也是如此,发源于地中海区域。气候宜人、土地肥沃的地中海先后孕育了一系列世界古代文明。远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苏美尔人就开始使用羊毛纤维,采用羊毛织物包缠在人体上,形成服装。在公元前3000年的塑像上,可清楚地可看到:“妇女与国王的身着包缠形的围裙和大披巾。束穗状羊毛组成了多层荷叶边。”
几乎与苏美尔文明发生的同时,非洲北端的尼罗河流域也产生了古埃及文明。它是世界上最早使用亚麻纤维的地方。由于地处温热带,古埃及人着装很少,下层阶级一般处于裸体状态,或用布块简单地缠在下身,形成胯裙或围裙。上层人士也穿围裙但布料精细并且带有整齐的放射状的衣褶(象征太阳的光芒,崇拜太阳神)。
公元前1750-1450年位于地中海东部爱琴海上的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进入了全盛时期,这个被称为希腊上古文明的爱琴海文明,是古代世界最优美、最有特色的文明之一。
王宫壁画人物与小雕像上的服装,无论在款式还是工艺制作上,在以后的将近3000年内都是空前绝后的。荷叶边状多层下摆重叠的喇叭裙,露胸的紧身短上衣,服装典雅、造型精致,与19世纪的欧洲时髦服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公元前1200年左右,来自巴尔干半岛西北伊利里亚的多利安人侵入希腊半岛,希腊文化几乎失去了与古代世界的一切联系,原有的高度文明被破坏殆尽,昔日服饰上的亮丽与辉煌被完全湮没,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与往日米诺斯服装完全不同的风格,以披挂包缠形服装为主,简朴、和谐。
古希腊的服装无论从款式还是面料上,都受到来自地中海区域各文明的影响,披挂包缠形服装是古埃及人、苏美尔人常用的形制,它们甚至被视为文明的象征,而裁剪缝制的服装则被视为野蛮标志,以至有一个时期罗马法律规定:穿裁剪缝制服装者要被判处死刑。
综上所述,中国的服装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在其形成和发展的滥觞期,很少受到外来的影响,保持着独立性与单源性。以古希腊为基础的西方服装文化,受到古老的地中海多个文明的影响,具有多源性。
二、巫觋、礼乐文化与特殊人体艺术
中国服装文化在其滥觞期就与中国古代的巫觋文化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易·系辞》称“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之于乾坤”。黄帝颁布了上衣下裳的服装形制,上衣象征天,服色用玄色,为天未明时之色。下裳象征地,服色用黄色,地为黄色。将服装形制与天地联系在一起,从而达到了天下大治的目的。在古代巫觋文化中,服装的功能与作用是如此强大。
唐虞尧舜之时,更有以冠履衣服为刑罚的所谓象刑。
“……上刑,赭衣不纯(衣服之缘饰谓纯);中刑,杂履;下刑,墨蒙。”“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尚书大全》)象刑取得了很大的威慑效果,应是服饰与古代巫觋文化中巫法与巫力结合的结果。
在中国服装文化的成熟期则与西周礼乐文化的形成密切相连。中国服装文化在表现礼乐文化以等级性为内容,以形式性为特征的制度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特点主要有:
(1)周礼中规定了一整套冠服制度,也称为冕服制度。强调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等级概念,在重大礼节场合,包括祭祀与朝会,用事场合,服装等级差别严格,上能兼下,而下不能僭上。
(2)强调服装文化的政教功能,服饰在籍形象以表达义理方面达到了极点,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对待服装的结构形制,服装的图案纹饰(章纹),服装的佩饰,以起到正风俗、治天下、安定社会的政治教育功能。
究其原因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发达,在服装文化步入成熟的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古代纺织品所使用的纤维原料丰富,织成的面料所产生的风格大不相同,丝、麻(大麻、苎麻)、葛、毛织物间,本身就存在着贵贱之分,加之中国古代纺织加工技术的发达(提花、染色、练漂),即使对于同一种纤维,加工方法与深度不同,所产生的效果与风格也可截然不同。这些绚丽多彩、品种丰富的纺织品在客观上为服装的外观变化提供了条件,也为服装文化体现以等级性为内容,形式性为特征的礼乐文化精神,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第二,中国的祭祀文化发达:在殷商时期,对天神、上帝的崇拜,几乎支配着一切思想和重大行为,难怪“殷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几乎无日不举行祭祀”,周因于殷礼,在祭祀方面殷、周有相承相因的关联,由祭祀礼仪而衍生出一整套规范的体系——礼。服装在人的仪容上,作用显著,尤其在礼文化中,它可以彰明等级制的界分,增益等级制的色彩,强化等级制的功能。同时,礼文化也为服装文化注入了丰富的内容。
第三,周的礼乐文化是一套具有明显政治功能的制度和文化体系,它除了规范人的道德行为,使之合乎于礼外,它还将物象看作是人的某种伦理品格的表现和象征,其实质是将物象拟人化和伦理化。在礼文化中,服装与佩饰也不例外,具有“比德”作用,强调了某种政教功能。这一点与西方服装文化有明显的不同。
西方文化的基础是古希腊文明,它和其他所有的文明一样,大量借用过去的文明如中东文明,不过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所独有的智慧特征。”
在服装上,古希腊人也是如此。他们采用了古埃及文明与中东文明中所常用的披挂形服装,但又具有希腊人对服装的独特理解:服装本身并无一定的结构制式,仅仅是一块方形的衣料,根据穿着者的身高,及所要形成的款式,在织机上织成。然后以人体为模架,衣料不经裁剪,以不同的方式披挂、围缠在身上,形成不同的款式风格。这种披挂、包缠形的服装,以简洁、明晰为特色,不经任何裁剪和缝制,因此,在描述希腊早期职业的语汇中,无裁缝(dressmaker,
tailor)一词。
希腊人最早使用的纤维是希腊高原本地所产的羊毛,后来几经辗转,爱奥尼亚人将埃及的亚麻织造技术传入希腊,并将埃及人在亚麻布上打细褶的技术与希腊的披挂、包缠形服装结合在一起,创造了希腊服装所特有的动态美,服装的形式、衣料的褶裥与运动三者之间处于和谐的统一体中。
这种和谐与平衡的审美基调也体现在古希腊的一切艺术之中,如雕塑、建筑等诸方面。“在古希腊艺术与技术是不分的……因为它们都遵循一定的规律、法则和技巧。”希腊人认为:绘画、建筑、雕塑是艺术,服装与美发也是艺术。由于古希腊的服装不经裁剪和缝制技术,直接在人体上披挂包缠成形,因此他们更注重形的艺术,而不是通常的结构制作技术。
对于形的理念与定位,中国与西方的理解完全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的是形的内涵,即形所隐喻的意义,立象以尽意,它是为礼的文物昭德属性服务的,具有浓厚的社会政治伦理的倾向。形的审美在于它所表达的意。
而希腊人则不同,他们用理性的科学的观点来理解形,认为形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法则才能达到美的效果,他们注重形的本身结构,把形分解成数学的组合,研究形的各个部分的数量大小及比例关系,以及何种数量比例才能使形达到完美与和谐。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美就是数的和谐,著名的黄金分割法就是他们发现的。
因而希腊人认为形式即本质,艺术家给石头以形式,“按照美的比例创造雕塑时,既给了石头一个外形,又给了一个本质”,雕塑形式各别不同,所表现的个体本质也各异。在服装上也是如此,同样是一块织物,在人体上披挂包缠的形式不同,即形成了不同类别的服装,根据安排的形式,分别产生了基同(chiton)、克莱梅斯(chlamys)、希马欣(himation)等多种服式。希腊人这种注重对服装形的安排的理念,是西方服装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它对西方服装的演变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古代希腊是众多城邦的联合,这种城邦联合的体制,含有民主制度的雏形。因而希腊人思想自由,富有探索与思辨精神,不似中国人等级观念强烈思想保守。他们对服装有自己的独特的理解,仅将它作为日常生活的必需用品。在当时比较发达的雅典,“公民生活简单,全部衣著只有一双凉鞋,一件基同,外披一件希马欣,公民没有多大的生活需要和享受”,衣著十分简单,而且衣料是普通的亚麻布和羊毛织物,平民与贵族间在衣著上也无明显的差别。
希腊人对服装的理解也与他们对人体本身的理解有关,他们欣赏、崇拜裸体,尤其是健壮的裸体。古希腊人认为:“公民需要强健的体魄……
崇拜具有血统好,发育好,比例匀称身手矫捷,擅长各种运动的裸体……
连青年女子运动时,差不多也是裸体。在竞技场上也是如此,在四年一次的以敬神为目的的全民大会都是展览与炫耀裸体的场合。”
正是由于古希腊文化的这种独特的背景,因而在西方服装文化的早期即注重形式与人体的协调的概念。古希腊人采用理性和艺术的观点来对待服装。服装的形是衣料与人体共同创造的,服装上衣褶的大小与数量,和人体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只有两者和谐地统一、共同作用才能产生美的效果。这种美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数量与比例的和谐,是一种技巧的美、理性的美。
因而在西方服装文化的形成时期即将服装视作一门特殊的人体艺术,注重形式,注重人对形式的组织与安排,重视形式与人体的协调,这是用理性与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服装的体现。这些特点对以后西方服装文化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因袭守旧与变异创新
随着中国文化从巫觋文化发展到礼乐文化,中国的服装文化也经历了自身的发展进入了成熟期。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个不变的宇宙观,不变的政治制度,不变的伦理信条,不变的人生理想中,毫无间断地延续下来,”中国的服装文化也是如此,在这个大环境下,中国服装文化的继承性、连续性要远远大于变异性、创新性。
纵观3000年来的中国服装史,从商的上衣下裳到周的上衣下裳连在一起的深衣的出现,经历了一次服装制式的变化。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将胡服引入赵国,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服制改革,以适合山地骑兵作战的胡服,替代宽衣褒带的汉服。但这种改革并没有在整个中原地区得到推广。从秦汉开始,几千年来男袍衫,女襦裙为主体的基本形制一直是中国各个朝代的服装的主要形式。只有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才为中华服饰注入一些新的内容形式,如南北朝时期的裤褶、两裆衫,元代蒙古族的顾姑冠、辫线袄,清代满族的马褂,但这仅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个浪花与点缀,波澜过后重又溶入传统中去。
西方的文化是在剧烈的斗争中不断进取与发展的,西方服装文化也是如此,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重心不断转移,从希腊、罗马、拜占廷、到意大利、荷兰、法国,时代特征明显,风格变化昭然,不断否定,不断注入新的内容与形式。
继古希腊以后,罗马在几个世纪里成为西方的文化中心,在对服装的理解上完全继承了古希腊的风格,服装的形制是古希腊的翻版。
拜占庭成为罗马帝国东部的新首都后,东方的影响逐渐加强,同时,自从公元312年米兰赦令颁布后,基督教的影响日益扩大,服装不再裸露。古希腊的服装形制,基督教的蔽体思想,东方华丽精美的织物构成了拜占庭服饰的特征。
中世纪初期,欧洲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肉体被认为是罪恶的,与古希腊崇拜、赞美、欣赏健美人体的观念完全相反。中世纪浑厚的罗马式教堂,增加了人的沉重的负罪感。与此相呼应,男女都穿遮蔽严实、宽松略肥的吐尼卡,人体的线条不再显现,行云流水般的美丽的衣褶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形式与内容本质达到了新的统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到来,使文化与艺术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封建神学的禁锢被打碎,人们把追求天国来世幸福的热情,转移到现世的人间中来。服装的形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色彩丰富、鲜艳,其宗旨在于突出人体着装的美。服装的审美重心在于突出男女的性的特征,华丽的装饰使造型夸张到了极点。服装的形式与追求个性解放、恢复古希腊自由的精神相一致。
近代欧洲的政治中心不断转移,服装文化重心也随之变化,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称雄欧洲,西班牙服饰主导整个欧洲的时尚。
17世纪上半叶,荷兰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称霸欧洲。以自然舒适为特点的荷兰服饰很快地取代了原先极度夸张的造型与僵硬的模式,成为欧洲的时尚。
17世纪下半叶法国成为欧洲的政治文化中心,自此,法国确立了在欧洲的不可动摇的服装文化中心地位。同时服装与艺术风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时代的服饰时尚的特征。在服装上结构造作,装饰华丽的巴洛克服饰取代荷兰风格的服饰流行欧洲。18世纪上半叶,体现纤巧细腻女性风格的洛可可艺术风格的服饰。取代了雄壮伟岸的巴落克风格服饰。18世纪的下半叶,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服饰主宰法国的服装潮流,古希腊风格的简洁服饰,再现于欧洲。19世纪,继浪漫主义风格后,是新艺术风格影响了欧洲的服饰时尚。
纵观西方服装文化发展的历程,服装文化的历史重心不断转移,形式变化跌宕起伏,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及近代欧洲等时代特征明显。服装变化周期越来越短,从古希腊至欧洲中世纪间的数百年的一个变化周期,到文艺复兴时期后的50年一个轮换,再至19世纪的25年一个变化周期。进入20世纪后更换周期缩短至10年,交替更迭愈益频繁。
服装受艺术风格的影响,不断变化发展。从欧洲中世纪的罗马式艺术、哥特式艺术到近现代的巴洛克艺术、洛可可艺术、浪漫主义艺术、新艺术、迪考艺术、POP艺术、OP艺术等等。服装的形式的表现与艺术风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西方服装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这些特点,与下列因素有关:首先,在西方服装文化的形成期,古希腊人即认为形式就是本质,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来对待形式本身,所以在西方服装文化的发展中,也重视服装的形的变化和发展。与中国服装文化的重“意”轻形,有本质上的区别。其次,在西方服装文化的初期,古希腊人
“艺术与技术是不分的”,把服装也作为一门艺术来对待。这种理念对以后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长期将服装形式与艺术风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兴起,思想更加自由解放。禁锢与枷锁被打破,促使服装发展变革更快。所以中世纪后的西方的服装文化是一个不断创新、进取的文化,标新立异被认为是一种时髦,因而一种风格不断被一种更新的风格所取代,服装的形式的变化层出不穷。而中世纪后的中国,依然受到以儒家为核心的封建理学的统治,礼的约束与严格的等级制度,缺乏创新,变革。这是中西服装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区别。
摘自中国制服网 |